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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姓窃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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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89章 工人的人头税,当然找老板代扣了

    史可法提完意见后,其他大多数阁臣都没什么可说的,一旁的张煌言倒是一直在动脑子,很快又指出了一个漏洞:

    “如此说来,按照新法,将来田赋就是按照如今的法子,按实际拥有田亩的面积征收,缴了田赋的人就不再缴纳人头税。而工籍之人就只是按照人头数缴税?

    那如此一来,工籍之人如果生意做得极大,盈利颇丰,难道他自己也只缴纳一份人头税?相比之下,农籍之人,若是只有两三亩田地,所承担的田赋其实是不高的,丁税取消之后,这部分人的负担将极大降低,

    以后会不会有大量百姓,就名下只留两三亩田,然后仗着有登记田产,便能保住农籍,享受只纳粮不缴税的好处?事实上,却是种完这两三亩地后,空闲出来的时间去城里打工,以务工所得为主要衣食来源、只为避税?”

    张煌言说这番话,是因为他已经看出,当工业税按人头、农业税按土地面积时,对于缴纳工业税的人而言,做得越大,实际上缴纳的比例越少。而农业税则反之,是拥有土地越少,经营范围越小,负担越小。

    这两边的两个极端,很有必要堵上,否则天下将汹汹都是投机客,到处是大资本家或者象征性的小自耕农,在两个极端避税。

    朱树人听后,也肯定了张煌言的担心,表示他问得非常好。

    “此老成谋国之问也,但也不是没办法堵住,要堵住工商业者稍留几亩田地、伪装农籍避税,就要给农籍制定一个田赋的最低标准。

    愚以为,按每丁男丁女为一户,最多加两个次丁男,拥有水田十亩,或旱田下田二十亩者,核定为最低农籍限额。实际有田不足此数者,也要按这个面积缴纳田赋粮,实际有田超过此数者,则按实际有田面积缴纳田赋粮。

    如果一户人家拥有的田面积小于此数,则其耕作劳力肯定不饱和,还会有余力干别的,或是帮田多者佃种,或是农闲进城务工。这部分剩余劳力,该纳税的部分也不能逃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,要防止从事工商者、做得越大税负反而相对越低,那就要从多个角度核算工商税基。比如此前朝廷用过的‘按织机数量收绢税’的法子,肯定要沿用。

    只是其他各行各业的机器,目前还无法核定,但朝廷会出具一个清单,对于容易核查的予以核查,以及按照其生产性质、如果同行都用机器,那么就要对他按照理论上的机器数下限征税。

    另外,存在雇工的工商业者,朝廷还可以便利地统一征税——凡雇人务工者,必须到官府登记,将雇佣关系附在雇工户籍之后。

    用工不登记的雇主,被朝廷查到,就严罚雇主!受雇之人出首揭发者,双倍奖励受雇之人。

    从此,该雇工的工商丁税,就由雇主直接缴纳。以后凡是我大明百姓,有在官府那儿备桉的雇佣信息的,他本人就不用直接缴税了,朝廷的征税成本也会大大降低,

    不会再跟从前征丁税那样,要跟万民一个个打交道。以后官府就只盯着辖区内那一小群工坊主,全国大部分的人头税都要工坊主代缴。剩下的小部分,才是直接对个体户征税。”

    这个办法,朱树人是很容易想到的。

    一旦有近代工业化的趋势,怎么收人头税最方便?当然不能再跟封建时代农业自然经济时代那样,跟小老百姓一个个打交道了,直接找老板代扣代缴,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就想到。

    只有自由职业者,小型个体户会比较麻烦,还要专门一户户收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,户曹需要的税吏人数都会大大减少。

    当然,为了鼓励简化行政,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人头税,肯定要比打工人稍微高一点,这样才能激励百姓去扩大生产规模,集中打工。

    而个体户毕竟是小老板性质,他们本来就比打工人赚得多,多缴也是应该的。问他们收钱朝廷付出的税吏人力成本也高,他们相当于要承担一部分税务系统工作人员的工资。

    大明几百年来,被人头税的征税成本闹得苦不堪言,效率极低,收上来那点人头钱,相当一部分都是征收人员本身的开销,内耗太严重了。

    现在朱树人仗着工业化的趋势,直接把人头税的征税成本起码砍掉了何止八成,只在人口户籍登记时多费点事,要多记录一下这个人的雇主是谁。麻烦过一次后,将来每年收钱就省力了。

    对于企业主来说,这么干倒是有点成本,因为以后都得弄一个负责报税的会计,未必是全职,但至少每座工坊的账房得多点工作量,数学要好一点。

    不过,随着大明如今的科技进步,教育革新,未来的数学人才肯定会越来越多,一定能支撑大明的财政治理向近代化转型所需的。

    至于雇主帮雇工交了工人人头税后,具体怎么跟工人谈工钱,这是劳资之间的事儿,雇主多半会稍稍压低一点工钱来弥补税务之处,但不管怎么说,工人拿到手的钱肯定比自己直接交税要多。

    还是那句话,跟此前的古人比,朱树人这已经是仁政了。

    另外,朱树人建议工坊主不但要按照雇佣人数代为统缴人头税,还建议对机器也征收工业税,这样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能促进工场主去发展先进生产力。

    因为比如以现在的大明纺织业为例,所有的织机和纺纱机、缫丝机都是按一样的税基来算的。无论是单纺轮的老式纺纱机,还是至少五到八个纺轮的小宛纺纱机,缴的税是一样多的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,要实现同样的棉纱产能,用小宛纺纱机就只要缴纳一台机器的工业税,而用老式纺纱机,你可能要五台机器五个工人才能抵小宛纺纱机一台机器一个工人。

    使用落后产能的工场主造了同样多的东西,却付出了五倍的人头税和五倍的机器税,他要不要去穷则思变,就自己掂量着办吧,坚持用落后产能老机器的,就等着被同行挤破产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史可法和张煌言见朱树人已经提前想到这么细了,个别不够细的地方,也在大家的讨论中慢慢细化了。

    张煌言又梳理排查了好久,才勉强又发现一个相对明显的问题,不由担忧道:

    “按照这样的措施,看起来倒是挺严密了,但还是漏掉了一类人。按照现在的说法,凡是无地、不能登记为农籍的,那就一律视为工籍,免田赋而纳丁税。

    而凡是能受雇于人的,可以由雇主代缴。找不到雇主的,就视为自己是雇主,或者个体自谋营生——但若是一个人无力自谋营生,也无人雇佣,也没有田地呢?

    原先这种人,在大明此前百年,多半会变成流民,也确实不好管理,如今有了新政,难道就不能设法一并解决?或者给这种无力找到雇佣工作之人一些减免,或者官府帮忙统筹求职?”

    面对这个问题,朱树人倒是一愣,一开始他确实没想到。

    这倒不是他不够人道注意,而是恰恰因为他是现代人,他觉得一个人找不到工作失业了,最多领一阵子救济金,但也不能怪政府。

    他也没注意,从户籍上把无田人口统统归纳为“工籍”,会存在失业挤出的问题,这些肯定要后续详细研讨的过程中再慢慢补。

    既然现在张煌言提到了,朱树人也不吝立刻头脑风暴一下,还别说,仅仅一两分钟,他就想到解决办法了:

    “这个容易,不就是无业之人,无力按照工籍缴纳丁税么,那就朝廷帮他找个差事——以后凡是无业之人,都给朝廷服徭役吧,直接服一年,朝廷管吃穿住,还给工钱,

    但肯定要比外面的雇工工钱低一些,以免吸纳了可以被民间工坊雇佣的有技术的劳力,都想来端铁饭碗。朝廷的徭役雇佣,相当于是一个最低工钱保底,给实在找不到活的人一个出路。

    将来,朝廷可以免除普通百姓的徭役,无论工籍农籍都不用服役,改为把徭役折钱折粮,算进田赋和工税里。士绅有功名者原本就不用服役,以后也改为交钱不用服役。

    朝廷用折役的粮食,专门供养常年服徭役的无业流民吃喝,用折役的银钱供徭役流民穿住和津贴,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。

    如果专业服徭役的人口增多,朝廷的水利路桥疏浚营建用不了那么多劳力,未来还可以酌情从徭役人口中选出健壮、有纪律者,编为军籍,挑剩下来难以保证战斗力的,才去服徭役。”

    在古代封建社会,还怕有人因为农业挤出劳动力、找不到事做?直接服兵役、徭役不就好了!

    以后工程建设类的活儿,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平整道路开山架桥,就全靠这些专业施工队伍了。

    有田种的是农籍,没田种找得到工的是工籍,没田种又找不到工的是民工,或者当兵。

    而且朱树人这么一安排,还恰巧让这个善政,能够全方位碾压历史上后来雍正的变法——雍正的变法里面“摊丁入亩”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“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”,就是有秀才功名的也得纳税和服徭役。

    只不过事实上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服徭役,就改为缴纳带役银。这个政策刚下达的时候,还激起了不少反抗,理由是“有辱斯文”,觉得让文人干体力活是一种屈辱。

    只是历史上满清仗着是异族入主中原,刀把子比较硬,所以可以硬抗住汉人士大夫的所谓“斯文体面”,但说到底,雍正的改革还是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波折。

    现在朱树人当然不会凭空给自己上难度,所以他直接宣布:只有民工籍的人服徭役,其他人都是默认直接多交钱多交粮养徭役,不用亲自为朝廷干活了。

    秀才们不是说干体力活有辱斯文么?摄政王没让你们干体力活,一开始就只是想要你们交银子就行了!交银子总不辱斯文吧?

    于是乎,一波原本历史上会反抗雍正的反对力量,如今却没法反抗朱树人,直接消弭于无形。就算最后还是有人反对变法,但力量被分化瓦解后,就掀不起浪来了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听朱树人把细节安排得这么透彻,连无业流民如何安抚安置、防止再逼出李自成张献忠都想到了,史可法和张煌言终于暂时找不出破绽了。

    当然,任何涉及全国的大范围变法,肯定不可能靠着几天闭门会议就拍脑门解决的。

    张煌言虽然目前没想到,但他知道肯定还有很多小问题和细节,没有暴露出来,因此他并不赞成操切推进。

    他非常诚恳地建议:“不知殿下希望这个新法何时开始实施?能不能再延长一下讨论和征求各方献策的时间?而且就算实施了,能否不要直接全国推广,先择一省或数府予以试点?”

    朱树人对这个建议表示了肯定,他嘉许地点点头:“这是应该的,按孤计划的时间表,如今已经五月了,两个月之内讨论出执行方案,今年就抢在夏粮征税之前颁布,让户部和应天府(南京所在的府)的户曹官员、衙役税吏统统学习起来,然后就只在应天府范围内试点。

    如若没有太大的问题,明年就推广到南直隶全境,若是稍微有点问题,那就明年仅限于在南直隶的江南部分推广,剔除相对贫穷的扬州、淮安、凤阳等府。若是问题很大,那就好好整改,明年依然只能在应天府范围内继续试错。

    一旦走上正轨,后续可以再花一年,推广到江西、两浙。再过一年后到湖广四川,随后是福建两广。等到南方彻底推行,至少是五年以后的事儿了。

    如若一切反响良好,民间没有怨声,再徐徐往北方推广。不过往北方一定要慎重,北方工商并不发达,缺乏基础,一旦把百姓分为工籍农籍,怕是没几个人能真正找到工籍的活儿,就算有也会成为工籍的雇农佃户。

    不过好在如今北方人口稀少,淮北各省相加,不算东北的话,总人口也才一千五百万。北方的田地还是够百姓分的,农籍应该普遍有一二十亩以上旱田,安安分分纳粮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    只是将来要提防人口繁衍过快,如果数十年后,繁衍到田地不足、而工商未起,朝廷就要疏导工籍百姓南下务工,否则这个工农分籍,可能会造成反噬。”

    张煌言听后,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和史可法对视一眼。

    史可法也是点点头:“当年前宋王荆公,便是在金陵为官数年,见均输法和民间借贷渡过青黄不接之法,在金陵颇为惠民,回朝主政后,便力主全国推行。

    殊不知,南北民情相差迥异,对工商的接受敏钝不同,以至被山西籍的司马光抨击,还辱骂王荆公的爪牙吕慧卿‘心术似福州’。

    殿下如今能看清我大明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,南北民风迥异,持重推广,不求操切,实乃大明之富,老夫并无异议。”